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在经过了吕氏外戚集团与刘氏宗室和功臣宿将之间血腥残酷的斗争之后，时任代王的刘恒因为“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而被推上了皇帝之位。就此，汉朝走入了自己最为强盛的一段时期。

在我通阅《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记》时，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那就是：文帝真的如《史记》、《汉书》里所说，是“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岂不仁哉！”的在世圣君吗？以及，为何要制造“汉文帝”？

为了这两个问题，我查阅了许多其他资料及很多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再与《史记》、《汉书》相印证，感触颇深。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文帝的评价极高，史家常称“文景之治”，文帝在有汉一代便有崇高的地位，其去世后就被群臣尊谥为“文皇帝”，在宗庙祭祀中则被列为“太宗”，从这方面便可以看出汉人对其一生德行仁政的尊敬。司马迁和班固称其为仁德之主。可以说，从汉代到清代，汉太宗文皇帝刘恒就是千古圣君的代名词。文德赫赫，竟至于此！

但是，现代研究者对文帝及其统治下的汉朝则带有更强烈的反思色彩，陈苏镇认为，史家对文景之治颇多誉美之辞，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使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而高敏则从文帝改革的角度论述了汉文帝虽进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改革，相反却促使诸侯坐大，加剧了矛盾的升级。而且高敏以极其翔实的数据论证了文帝的开山泽之禁、通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一系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带来了诸侯坐大乃至叛乱的不良后果。

那么，这样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汉文帝真的是所谓的“中人之主”，那为什么汉文帝之后的汉朝时人依然会怀念这位皇帝呢？

从《风俗通义》记载的汉成帝与刘向的对话及《史记》《汉书》相关篇章的记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似乎存在着两个反差较大的文帝形象：一位是《孝文本纪》叙述的俭朴、仁德之君，另一位是《孝文本纪》以外文献呈现的宠幸佞臣、不听忠言、好刑名法术的中庸君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象反差?

与秦始皇、汉高祖相比，汉文帝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有很大不同。汉文帝在即位前只是偏居一隅的诸侯王，在汉初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这一帝位的基础是十分不牢靠的。所以文帝的诏令风格没有走上传统帝王诏令的老路。而与此相反，文帝善于在他的诏令中淡化帝皇的威权，而以一种亲民的口吻表现出谦让宽容的特点。这些行文风格也伴随了整个文帝时代。

比如文帝二年，因为连续日食，文帝发《日食求言诏》罪己，在这封诏书里汉文帝主动接续商汤罪己的传统，将灾异的责任揽于一身。而且，这不仅是汉朝的第一封罪己诏，还是汉朝的第一封征贤良方正极谏诏。“天子听政，是以事行而不悖。”的中国政治传统在帝王威权得到极大加强的秦汉帝国初期被极大的弱化，文帝以诏书的形式，接续并强化了这一政治传统，他的这一举动无疑为他积累下了深厚的政治声望和舆论基础。

他对自身不德的强调，对百姓的关爱同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诏令的形式向天下传布。而他发布的诏令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基础和政治声誉才是汉人想象汉文帝的基础。这些藏于中央秘府的文书档案，又成为了司马迁作《史记·孝文本纪》，班固作《汉书·文帝纪》的文献基础。而随着《史记》及《汉书》的广泛流传，文帝的名声则进一步被发扬，直至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皇帝的榜样。

写值此处，百感交集。在千百年之后，当我们只能从书籍的只言片语中拼凑一个人的形象时，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还原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因为所有人都是非常复杂的综合体。只有认清这个事实，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才不至于简单化或脸谱化。（责任编辑 兰鸥）